为万民的认罪代祷(像但以理一样的祷告9:1-19)

       一位德裔美国基督徒在世界二战后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并在该国的东部定居。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后,他某次在一个小教堂做完主日崇拜后,这位大约 60 岁的男子要求有时间与当天服事的牧师交谈。

      他开始讲述在 1933-1945 年间,当他和他的家人还住在当时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掌权的期间。当时他隐约听说了关于集中营里关押和杀害犹太人的事,但作为德国新教教会的一员,他意识到国家事务和教会事务是分开的,以致他保持距离,并觉得自己无法阻止种族灭绝或对犹太种族的灭绝。

      凑巧的是,他经常和家人一起参加主日崇拜的德国教堂离火车站不远,在那里,纳粹士兵经常从卡车上卸下犹太囚犯,然后乘火车将他们运送到集中营去。每次主日崇拜正在进行时,教堂里的人都可以听到不仅是驾驶员的哨声或火车的喇叭声,也听到那些将被残暴统治者系统性毁灭的儿童和妇女的呻吟声,尖叫声和哭喊声。

      一周又一周都是如此,特别是当火车车厢开始行驶并经过他们敬拜的教堂时,那男人接着说:“领唱的人反而叫会众更大声的唱圣诗。当他们听到尖叫声和哭泣声时,他们反而更响亮的唱基督徒的诗歌,为要掩盖或压下那尖叫声或哭泣声。”

      “现在,”那男人对听他讲述的美国牧师说,“我在这里住了多年;没有任何人谈论关于集中营或犹太人,但我仿佛每天仍然听到火车经过的声音,也隐约听到妇女和儿童的尖叫声和哭泣声。”在结束与牧师的交谈,那男人含着泪说:“我们自称为基督徒,但我们什么都没做”

      在但以理书9:1-19里的但以理却与那世界二战期间的德国裔基督徒和德国新教教会的会众相反。但以理,估计当时的他已经年老(80岁左右),他对当时在挣扎中和前途不明的民族中反而做了某事,他们也很有可能会遭灭绝,因为他们被掳到玛代和波斯统治下的巴比伦,并囚在那里。意思是,但以理并不是袖手旁观或麻木不仁,漠不关心,或在民族的挣扎中什么都不做。他反而代表他的民族献上认罪祷告。

      撰写这段文字的背景是公元前539年,就是大利乌王统治的时代(有解经说大利乌王实际上是古列王,之前被预言将上帝的子民从被掳之地释放出来;参阅赛45:1等)。从他所阅读的圣经中,但以理知道,正如耶利米先知(25:11-12)在公元前605年所预言的,被掳的期间是70年,在他祷告的时候(公元前539年)70年的被掳时期还有4年才结束(605-70=535)。因此,在成就这个预言之前(或在被掳70年之末),作为一个有信心和恒切祷告的人(如但6:11-12; 10:12),他确实代表他的民族向上帝祷告。实际上但以理在祷告内容是什么?

      首先,但以理向上帝祈祷,承认自己的罪和民族的罪(4-15节)。在第4节,他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可能我们当中有人会问:哦,为什么承认自己的罪?有没有搞错?难道不是吗,如果我们要在以色列人中寻找一个义人,那个人不应该就是但以理本身吗?但我认为,但以理当时承认自己的罪并没有错,因为在这里他是作为一个代祷者为跌在罪中和惹上帝发怒的民族祷告

      即使他没有行民族所行的罪(如拜偶像,不忠于跟随上帝),他当时自称是国家的一分子并在上帝面前犯了罪。在他的句子中,他并没有说:“以色列人已经犯了罪”或“他们已经犯了罪”。他反而使用“我们”,总供说了42次(5-18节),在其中记载:“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因我们得罪了你”(5,8节)。所以布赖恩•查佩尔说对了“但以理承认自己犯罪和民族犯罪的事实,因为他被召为要承担他们的负担,即使不是他造成的负担。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照顾他们。”

      因此,为民族祈祷的本质是在至圣的上帝面前认罪的要素,由信徒亲自的表达,承担或认为临在印度尼西亚民族身上的罪孽、污点和诅咒,当作是临在我们这些作为代祷者的罪孽、污点和诅咒。但以理亲自也讲关于倾在民族身上的咒诅(“祂使咒诅都倾在我们身上”;11节)

      我们不必犹豫的说:倘若新冠病毒是咒诅(由于人的作为,上帝允许苦难倾在我们的国家和罪恶的世界中),而我们作为信徒,应当做好准备背负和承担这个咒诅,因为我们是得罪上帝的民族和国家的一部分。岂非“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加3:13)?如果基督已经将自己相等于我们这些罪人(“为我们受了咒诅”),我们作为相信基督的人,岂非也应该能够为国家和世界做相同的事,就是自认是罪人,并应该承认自己的罪和民族的罪?

      不仅如此,但以理“禁食,披麻蒙灰”(3节),这表示因为罪而有的深切哀悼,以及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的态度,因为他称圣城耶路撒冷的毁坏是“灾祸”(12-14节说了3次)几乎毁灭了选民,并还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全国性的认罪。

      试想,如果你和我是但以理,而我们写了这个句子:“……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13节)。我们的心岂非也会因为选民的硬心肠而感到悲伤和破碎吗?而他们在灾祸和毁坏中也没有寻求上帝。因此,在印度尼西亚和全世界遭疫情肆虐或致命病毒的袭击中,我们作为有信心的人要相信一件事:上帝正允许同时也使用这个瘟疫的危机和灾祸来唤醒和带领众人,藉着认罪祷告朝向悔改的方向

      第二,但以理为民族向上帝求恩(16-19节)。他献上认罪祷告后,接着为民族祈求祷告,这表示从认罪到祈求的流动。 “祈求”这个动词(希伯来文“wəṯaḥănūîm”;3节;参阅17-18节“恳求”)其中的意思是“为已经犯罪的民族“祈求恩典或怜悯”,这个祈求是以谦卑的心态、哀恸、忏悔,和破碎的心献上的

      这不同于一般的一些人,他们喜欢在上帝面前述说自己的善行、义举和虔诚,但以理反而都不提这一切:“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18节)。意思是说,他在上帝面前没有声称自己做了这个那个(好像某些圈子里的人在祈祷的时候所说的,如自己怎样殷勤的敬拜、经常奉献、忙碌和紧密的在教会事奉,牺牲了这个那个,等等)。

      因此,这是在上帝面前正确请求的本质,就是当一个人祈祷的时候要照他的本相来到上帝面前,自认是无能为力、没有盼望、也没有未来的人。这意味着,当一个有信心的人祈求上帝的时候,他要清楚晓得:没有上帝他就什么也能做,并且未来也没有任何保障

      关于我们在印度尼西亚以及在全世界的情况,当新冠病毒散播到各处,并且令到社会的各个生活层面瘫痪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认为自己很强壮、独立,能够没有上帝而活吗?我们在生活中不曾面对像如今这般危急的情况。长期的疫情已经混乱了我们的活动、家庭、工作、业务、行程、宴会、敬拜、娱乐,和人类生活的每个层面。

      特别是在敬拜方面,这一年半以来,在印尼和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教会都空荡荡的,没有会众的当中——教堂突然回到初期教会的原住地,正如新约所说的:他们各自聚在家中敬拜(徒2:46;罗16:5“家中的教会”;林前16:19;门2;西4:15“家里的教会”)。当瘟疫病毒席卷全世界时,所有宗教的敬拜场所(清真寺、寺院、庙宇、甚至耶路撒冷的宗教旅游胜地、梵蒂冈、等)都变得冷清,包括各处的基督教敬拜所都冷冷清清的。

      然后信徒“被迫”(或“勉为其难”?)在各自的家中独自默然地寻求上帝,而不是在教堂敬拜。在家中自我隔离的寂静中,或是在医院的看护病房中戴着口罩遮住口和鼻,我们是在寻找上帝吗?我们有祷告吗?我们有悔改吗?祈求上帝饶恕我们的罪和民族的罪?

      公元前539年,但以理行了改变国家历史的事,他不是从堂皇的敬拜所,不是从耶路撒冷的圣所(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因已被毁坏了),不是与其他信徒在一个热闹的团契中,而是在独自的在家中的房间里祷告(56:11),在离耶路撒冷2700公里的巴比伦被掳之地祷告。

      他在静默中跪下“并做了某事”,他献上认罪祷告,祈求上帝饶恕和复兴他的民族。倘若我们选择袖手旁观并什么都不做,你要相信,有一天我们必会说:“我们自称是基督徒,但我们什么也没做”。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一生将被内疚感缠绕,永远都不会消失,正如这篇文章的开头所说的那个德国裔男人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从今天开始,在单独和静默中,为我们的民俗和世界万民跪下祷告和代求,我们必会看到上帝倾下恩典,复兴和重新建造万民归向上帝。我觉得葛培理牧师(1918-2018)说得对,因为他曾说过:“若要国家重新站起来,我们必须先跪下祈求”。但以理确实在2560年前已经做到了现在就轮到你和我!